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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姓名
督導年資
目前服務單位

黃郁雯社工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在設籍在臺北市介於12至18歲的青少年，她選擇與青少年工作，是因為與這個年齡層互動時感到自然、沒有距離，能以真誠對話快速建立信任關係。她回憶自己就學時期曾看過一些朋友因不善表達而被社會誤解，這段經驗使她希望成為能真正傾聽、理解並接住青少年的人。
她曾服務地區為北投，該區青少年草根性強，與社會互動較早，甚至可能接觸幫派文化；家庭經濟狀況也較不穩定，家長有時從事灰色地帶工作。除此之外，黃社工在服務過程中，亦遇過社經地位較高、父母皆是從事教育業的家庭，這樣的家庭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有服務需求的。
近年來身心障礙青少年逐漸增加，社工介入時更需要理解其獨特的情緒與行為表達方式。在日常工作中，她協辦觸法、偏差與曝險三類個案之初篩與派案，以及執行輔導組內的個案巡察、個別督導及結案會議的行政作業。除了個案服務外，在第一線工作也需同時規劃校園宣導、親子講座與系列性方案活動。
談起個案時，她語氣明顯放慢。她分享一位來自教育資源充足家庭的少年，父母皆為教師，哥哥就讀醫學系，然而這名少年自國中開始沉迷夾娃娃機與寶可夢牌卡，逐漸走向詐欺與賭博行為，從最初的小額糾紛，到近百萬的賠償，少年的行為一步步失控，案件歷經醫療、司法與教育多方介入，但仍反覆循環。她說「我沒有覺得我服務他服務得很成功」，語氣平靜，卻滿是無力與惋惜。
在黃社工的觀察中，現代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不再只是傳統的刺青、打架、暴力，更多是因精神疾患、情緒困擾與自我認同混亂所引發。即便家庭結構良好，孩子仍可能陷入憂鬱或思覺失調的困境。她很清楚知道，有些服務無法「成功」，但仍選擇持續理解與陪伴，在這些反覆的過程中，黃郁雯社工看見了當代青少年最真實、最脆弱的樣貌。
面對少年被標籤、排擠與被視為異類的處境，黃郁雯社工會陪著少年討論標籤的兩面性。少年們有時渴望「拉風」與「被看見」，但又害怕因標籤而孤立。她會問他們：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？如果遇到這類型的情境，可以怎麼調適？」她教他們學會分辨，他們無法控制他人怎麼想，但可以選擇自己怎麼面對與行動。
關於工作定位，她坦言自己始終以「個案」為核心，而非制度本位。她說：「要改變整個制度太難了，我能做的是陪少年找到在這個社會中活下去的方式」。這種以「少年最佳利益」為中心的思考，也常在督導討論中被再次確認，讓她在現場中維持穩定的專業取向。
工作歷程中，她最初從事的是兒童與少年服務工作，負責協助家庭功能失衡、學校適應不良及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個案，這段第一線的實務經驗讓她深刻體會到，社工不僅是提供協助的人，更是陪伴、傾聽與引導的角色。在幾年實務經驗後，目前短暫轉任行政職，希望在制度層面看見不同視角。她也積極參與各類研習與專業進修，持續學習冒險治療、戲劇治療等課程，摸索適合自己與案主的工作方式；然而她也見到擔任社工的負荷與困難，除了行政壓力、跨單位協作困難、資源分配不足外，最消耗人的常常不是個案，而是環境與制度的限制。然而她仍選擇堅持，因為她看見青少年改變的可能。
剛投入工作時，她內心充滿熱情與理想，願意在深夜回訊息、下班後留在單位談心，迅速拉近與少年的距離。但隨著經驗累積以及與督導討論，她意識到自己需要評估投入的深度，判斷陪伴到什麼程度是合適的，這是許多社工在督導歷程中必須面對的「界線學習」，這樣才能避免自己過度投入而導致精力耗盡。
她說：「比起事後找紓壓方式，更重要的是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界線在哪裡」，黃社工建立了明確的下班界線，也會利用假日從事登山活動，適度的自我調節與設定界線是避免壓力累積，維持穩定工作的關鍵。
當面對家庭或少年抗拒、不配合的情況時，她會先理解背後動機，再決定如何介入。對於觸法的少年，黃社工會親自陪同出庭，讓孩子與家長知道她的存在與支持；當個案或家庭出現強烈拒絕時，她會先與家長建立起「公事性的合作關係」，強調社工介入的目的在於協助，而非製造困擾或追究責任。在她的服務中，陪伴不代表無限制的投入，而是帶著專業界線的同行，她相信被理解的人，才有機會開始改變。
黃郁雯社工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在設籍在臺北市介於12至18歲的青少年，她選擇與青少年工作，是因為與這個年齡層互動時感到自然、沒有距離，能以真誠對話快速建立信任關係。她回憶自己就學時期曾看過一些朋友因不善表達而被社會誤解，這段經驗使她希望成為能真正傾聽、理解並接住青少年的人。
她曾服務地區為北投，該區青少年草根性強，與社會互動較早，甚至可能接觸幫派文化；家庭經濟狀況也較不穩定，家長有時從事灰色地帶工作。除此之外，黃社工在服務過程中，亦遇過社經地位較高、父母皆是從事教育業的家庭，這樣的家庭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有服務需求的。
近年來身心障礙青少年逐漸增加，社工介入時更需要理解其獨特的情緒與行為表達方式。在日常工作中，她協辦觸法、偏差與曝險三類個案之初篩與派案，以及執行輔導組內的個案巡察、個別督導及結案會議的行政作業。除了個案服務外，在第一線工作也需同時規劃校園宣導、親子講座與系列性方案活動。
談起個案時，她語氣明顯放慢。她分享一位來自教育資源充足家庭的少年，父母皆為教師，哥哥就讀醫學系，然而這名少年自國中開始沉迷夾娃娃機與寶可夢牌卡，逐漸走向詐欺與賭博行為，從最初的小額糾紛，到近百萬的賠償，少年的行為一步步失控，案件歷經醫療、司法與教育多方介入，但仍反覆循環。她說「我沒有覺得我服務他服務得很成功」，語氣平靜，卻滿是無力與惋惜。
在黃社工的觀察中，現代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不再只是傳統的刺青、打架、暴力，更多是因精神疾患、情緒困擾與自我認同混亂所引發。即便家庭結構良好，孩子仍可能陷入憂鬱或思覺失調的困境。她很清楚知道，有些服務無法「成功」，但仍選擇持續理解與陪伴，在這些反覆的過程中，黃郁雯社工看見了當代青少年最真實、最脆弱的樣貌。
面對少年被標籤、排擠與被視為異類的處境，黃郁雯社工會陪著少年討論標籤的兩面性。少年們有時渴望「拉風」與「被看見」，但又害怕因標籤而孤立。她會問他們：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？如果遇到這類型的情境，可以怎麼調適？」她教他們學會分辨，他們無法控制他人怎麼想，但可以選擇自己怎麼面對與行動。
關於工作定位，她坦言自己始終以「個案」為核心，而非制度本位。她說：「要改變整個制度太難了，我能做的是陪少年找到在這個社會中活下去的方式」。這種以「少年最佳利益」為中心的思考，也常在督導討論中被再次確認，讓她在現場中維持穩定的專業取向。
工作歷程中，她最初從事的是兒童與少年服務工作，負責協助家庭功能失衡、學校適應不良及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個案，這段第一線的實務經驗讓她深刻體會到，社工不僅是提供協助的人，更是陪伴、傾聽與引導的角色。在幾年實務經驗後，目前短暫轉任行政職，希望在制度層面看見不同視角。她也積極參與各類研習與專業進修，持續學習冒險治療、戲劇治療等課程，摸索適合自己與案主的工作方式；然而她也見到擔任社工的負荷與困難，除了行政壓力、跨單位協作困難、資源分配不足外，最消耗人的常常不是個案，而是環境與制度的限制。然而她仍選擇堅持，因為她看見青少年改變的可能。
剛投入工作時，她內心充滿熱情與理想，願意在深夜回訊息、下班後留在單位談心，迅速拉近與少年的距離。但隨著經驗累積以及與督導討論，她意識到自己需要評估投入的深度，判斷陪伴到什麼程度是合適的，這是許多社工在督導歷程中必須面對的「界線學習」，這樣才能避免自己過度投入而導致精力耗盡。
她說：「比起事後找紓壓方式，更重要的是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界線在哪裡」，黃社工建立了明確的下班界線，也會利用假日從事登山活動，適度的自我調節與設定界線是避免壓力累積，維持穩定工作的關鍵。
當面對家庭或少年抗拒、不配合的情況時，她會先理解背後動機，再決定如何介入。對於觸法的少年，黃社工會親自陪同出庭，讓孩子與家長知道她的存在與支持；當個案或家庭出現強烈拒絕時，她會先與家長建立起「公事性的合作關係」，強調社工介入的目的在於協助，而非製造困擾或追究責任。在她的服務中，陪伴不代表無限制的投入，而是帶著專業界線的同行，她相信被理解的人，才有機會開始改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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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伴、界線與現實：一名北投少年社工的日常、被督導經驗與省思